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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翻译学科与翻译专业发展研究(1949-2019)

2020-04-06阅读 129 鄠邑在线

摘要: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描写我国翻译学科、翻译专业70年发展的轨迹,系统总结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在各时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呈现的发展特征,阐述70年来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经历的从语言学习到语言服务为代表的七大变革,并结合新时代赋予的学科使命,展望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的发展图景。
关键词:翻译学科; 翻译专业; 发展变革; 发展路径; 语言学习; 语言服务;


作者简介: 仲伟合,澳门城市大学特聘讲座教授。研究方向:口译理论与教学、翻译教育、外语教育。赵田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教育、口译理论与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伴随着新中国建设和对外交流事业的铿锵节奏,中国翻译事业繁荣发展,为翻译学科创生、建立和翻译专业发展拓展了空间。认真回溯70年来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发展中的主要脉络及重大变革,谋划当代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发展途径,有益于广大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者牢记历史,革故鼎新,也有益于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行稳致远。

一、1949-2019中国翻译学科和专业发展回顾

在回顾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发展历程前,首先有必要厘清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的概念和关系。综合洪世梅等(2006)对学科和专业的定义以及杨自俭(1996)对翻译学科的定义,“翻译学科”主要指运用独特的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对翻译活动全过程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进行独立研究的科学,具有独立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其构成要素包括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知识逻辑体系、研究队伍和研究方法论等。“翻译专业”则指高校根据社会经济以及翻译学科的发展需要而设置的具体专业种类,处于翻译学科和社会需求的交叉点,其主要构成要素为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要求、教学评价、教师队伍、教学条件等。翻译学科与翻译专业相伴相生,翻译学科为翻译专业建设提供需求、研究成果、师资队伍等,翻译专业则承担了翻译学科的人才培养职能。笔者根据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发展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将新中国70年来的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发展划分五个阶段。

(一)翻译学科萌芽期(1949-1978)

新中国初期至改革开放期间的翻译活动和学科建设因为政治因素影响,可细分为1949-1957和1958-1978两个阶段。
1949-1957年为新中国初期,出于国家建设和对外交流需要,翻译活动初受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各类翻译团体、期刊、论文、会议和政治文献译作登上历史舞台,如1949年上海市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创刊《翻译通报》;1951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开翻译学科建设的理论先河;同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了“五四”翻译座谈会和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世纪50年代起,多语种《毛泽东选集》在海外发行。以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新中国翻译学科创生开创了良好局面。
然而,自1958年起,受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翻译学科发展几近停滞,译作数量大幅减少,作品类型日趋单一。1964年,中央政府和国务院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为后期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9-1978年间的翻译学科萌芽期有如下发展特征:一是翻译学科建设主力为一线外事工作专家和文学翻译家(许钧等,2009:6);二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包括政治和文学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出版、翻译管理、翻译家和苏联译论介绍;三是翻译教学的焦点在于政治文学文本中词句层面的语言对等转换训练;四是翻译学科发展处于萌芽状态,翻译教学主要服务于语言教学。该阶段发展的主要不足表现在研究者理论探索意识不足,理论视野狭窄,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意识缺失,认为学习外语即可做翻译。此外,该阶段翻译教学主题和领域严重失衡,忽略了对翻译过程中语言外因素的思考。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懂外语的人,语言学习是学界、业界的主要任务,翻译教学被视为强化外语能力提升的一种手段,人们普遍认为“学外语就能够做翻译”。这一时期是翻译学科及翻译专业发展的萌芽期。

(二)翻译学科建设与翻译人才培养探索期(1979-1986)

1978年改革开放,翻译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探索也随之拉开序幕。这一时期诸多的标志性事件对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及专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联合国译员培训班”,开中国专业化翻译人才培养之先河;同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开始招收“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开始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的探索(庄智象,2007:17);1982年,我国翻译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此外,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设立“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学位授权点,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79-1986年间的翻译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探索虽离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尚有差距,建设队伍力量比较单薄,但却为后期学科探讨积累了经验。这一时期,就学科建设主力而言,外语界中一批关注翻译教学的师生加入了建设阵营;就翻译学科研究而言,科技翻译、教学研究、教材建设、西方译论介绍等发文量逐步增长;就翻译教学而言,主要以语言训练为主,科技文本翻译教学比重增加,口译教学开始兴起。就学科地位而言,这一阶段的翻译学科仍附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三级研究方向,但是翻译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分野逐渐清晰,陈兴仁(1985)、牟绪典(1986)等学者开始探讨翻译教学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三)翻译学科争鸣期(1987-1996)

1987年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谭载喜等发表了翻译学科建设雄文,吹响了翻译学科建设探讨的集结号(蓝红军,2018:7),此后数十年间,翻译学科建设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如1987年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浦寿昌、叶水夫率团参加第11届世界翻译大会,中国译协正式加入了国际翻译家联盟;1989年中国翻译协会举办了第一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1993年起,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基金出现翻译研究立项;同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厦门大学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设立了“高级翻译人才培训项目”;199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高级翻译学院;1994中国文学学会成立“翻译研究会”、1995年中国译协成立“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首届亚太翻译家论坛召开;1996年首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同年,劳陇先生发表了《翻译(科)学的迷蒙》一文,再次引起了学界对于翻译学科的大探讨。
翻译学科争鸣期主要是探索翻译学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和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是否存在差别以及存在怎样的差别,其特征主要如下:在学科建设主力方面,部分翻译研究方向的硕博士生加入了学科建设队伍中,学科建设的主力结构得以优化;在翻译研究中,研究者学科自觉意识、跨学科意识增强,方法论意识萌芽,微观层面翻译教学研究数量增长。在翻译专业教学中,理论讲解、篇章层面的英汉语对比以及翻译活动的语言外因素受到更多关注。就翻译学科地位而言,该阶段翻译学科仍处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但是翻译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和边界逐渐清晰,学科内外交流更为活跃,中国译论体系初步建立,教学单位和研究共同体正式成立,学科建设和讨论热情高涨。该阶段发展主要不足在于西方译论仍占主导,研究方法论意识较为缺失,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未能紧密联系中国发展实际。

(四)翻译学科与翻译专业发展期(1997-2010)

199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率先成立了我国大陆第一个翻译系,把翻译作为一门专业进行教学(穆雷,1999:22),标志着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教育真正走上了发展的正轨。此后数十年,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虽经质疑和辩论,但学科概念愈发清晰,专业性质愈加鲜明(蓝红军,2018),研究对象领域更为宽广,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1997年中国翻译协会举办首届翻译专业师资培训,坚持至今已经22年,先后有超过7000人次的教师参加了翻译专业师资培训,为中国的翻译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和2005年,广外和上外分别成立了高级翻译学院;2003年,人事部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首次开考;2004年,上外获准设立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招收翻译学硕、博士研究生,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进入了新阶段;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发布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2006年,教育部批准广外等三所高校试办翻译本科专业(BTI);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2010年,中国译协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语言服务”概念正式推出,从语言学习到语言服务的过度条件逐渐成熟,为翻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树立了新航标。
在此繁荣发展时期,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发展呈现出了新面貌。一是学科建设主力结构更为多元,大量经过正规训练的翻译专业硕、博士生和部分语言服务业者加入,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二是翻译研究思路、方法、空间和资源进一步拓展,中西翻译理论对比和融合研究、翻译教学体系建设研究、专业领域翻译研究、口译研究成为了新热点。三是翻译教学方法、工具和资源得以丰富,翻译教学中应用型文本数量增加,职业化导向鲜明。此外,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开始与语言服务需求对接。四是翻译学科独立地位基本确立,人才培养体系和层次基本明确。该阶段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翻译专业师资水平不高、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案不够清晰、学科边界相对狭窄、学科建设的规范程度有待提升。



2011年教育部调整了学科目录,将“翻译学”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由此正式确立,面向世界,服务需求,规范建设。2012年“翻译专业”进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同年,中国译协、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我国首个语言服务行业报告,为翻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思路转变提出了新依据;2014年,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2016-2019年间,中国译协相继发布了若干语言服务行业规范、标准;2016年起,语资网已举行了四次会员大会,众多翻译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会,就以翻译为核心业态的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和以翻译为核心能力构成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2018年,《英语类专业(英语、翻译、商务英语)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颁布,包括翻译学科在内的中国外语教育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2018年,《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之口笔译量表分别出台;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训班/高级翻译学院隆重举办了40周年庆典活动;同年,《中国关键词:治国理政篇》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丛书发布。
总体来说,在翻译学科发展成熟期,我国的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紧跟国家战略和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步伐,为世博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园会、军运会和即将到来的冬奥会等重大活动提供了优质的语言服务。同时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也在教、学、研等诸多层面跃升到了新境界,表现在建设主力有了新突破,大量语言服务行业从业者、技术专家与译界学者协同,为翻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言献策;翻译研究结出了新硕果,MTI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翻译市场与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著述颇丰。再者,翻译教学重点、形式出现了新变化,翻译教师通过邀请行业导师进课堂、项目合作、实地学习、模拟等方式培养学生习得语言服务市场所需的行业知识、技术、技能和素养。实现了建国初期以语言学习为主到以语言服务为目标的学科发展转变。但该阶段发展也仍然存在不足,如翻译研究成果虽丰富,但跨学科和跨境输出不足;翻译学科虽与语言服务行业接轨,但力度不强;小语种和特殊领域翻译人才需求虽增加,但培养关注度不够等。

二、1949-2019中国翻译学科和专业发展变革

70年来,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经历了从萌芽、探索、争鸣到发展和成熟的飞跃,始终积极回应国家建设需要,经历了以下七大变革。

(一)学科功能变革:从语言学习到语言服务

学科功能定位是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发展的主要风向标。翻译学科经历长达几十年的萌芽期,其主要功能是服务语言教学、语言学习和检查语言教学效果(:56),翻译课几乎就是语言课的翻版,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与精读课及语法课无异。而后,“改革开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伟大实践和构想将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提升到了国家语言战略高度,翻译也成为了带动产业规模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的语言服务业前行的火车头和主要业态(),并逐渐延伸出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咨询业等(;/2014)。
面对以上发展机遇和需求,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与时俱进,在学科研究中,基于经济学、生态学、传播生态学等视角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市场需求、发展现状、问题与挑战等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文量和立项数逐年增长;在课程设置中,中译外、典籍翻译、译后编辑、本地化、翻译技术、项目管理、桌面排版等业务以及法律、医学、科技、经贸、传媒等语言服务课程占比大幅增长;在专业教材建设中,语言服务行业相关的理论建构、人才培养和能力评估类著作日益受到关注和支持。此外,语言服务行业技术专家和行业导师也积极走进翻译专业课堂,参与翻译研究,为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发展添砖加瓦,部分翻译界专家学者甚至呼吁将翻译专业转型升级为语言服务专业。毋庸置疑,未来,随着我国语言服务行业规模发展,翻译学科建设的语言服务功能和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语言服务导向将更为鲜明。

(二)学科建设变革:从无序探索到规范建设

学科建设是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和重要平台。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总体上经历了从“何为翻译学”、“有否翻译学”到“如何建设翻译学”的发展历程(许钧等,2009:16)。在新中国初期至90年代,谭载喜(1987)、黄龙(1988)、杨自俭(1989)等众多学者撰文对翻译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结构和建设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为翻译学科正名立命。新世纪之交,翻译学科迎来了“有否翻译学”的大辩论时期(孔祥立,2009:8),劳陇(1996、1999)张经浩(1999)李田心(2000)直言翻译学不该成为一门学科,是一场难圆的梦。穆雷(2000)、韩子满(2000)等学者则对翻译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2004年上外获得翻译学学位授权点,2006年教育部批准广外等三所学校试办翻译本科专业,2007年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获批设置,翻译学科、专业地位已然确立。此后,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出台了各类国家标准和指导规范,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发展变得愈加规范。

(三)学科地位变革:从附属依托到独立自主

学科地位对于学科建设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具有重要影响。翻译学科自萌芽开始,长期附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资源严重不足,专业发展范式深受语言学的影响。尤其是1992年的学科目录调整,“翻译学”仅作为三级学科,翻译学科地位受到了更为强大的冲击和排挤(孔祥立,2009:42)。随着黄忠廉(1997)、穆雷(1999)、刘和平(1999)、罗选民(2002)等介绍了语言学习中的“教学翻译”与专业“翻译教学”的区别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翻译研究队伍逐渐成长,“翻译教学”才从外语教学中逐渐析出,学科定位、教学目的、教学重点和培养目标更为明确。此后,经过众多译界专家学者的积极呼吁和持续推动,2011年“翻译学”终于成为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13个二级学科之一,2012年翻译本科专业进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基本专业,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四)学科理论变革:从借鉴追仿到融合创新

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新中国初期,我国译学界主要依赖和引进大量俄苏翻译理论。改革开放后,西方翻译理论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接,中国译界一度惊眩于西方各种翻译理论中(蓝红军,2018:7),跟风追仿,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翻译理论来源,但随之也会带来中国传统译论的湮没风险。一批具有强烈学科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与比较西方各学派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译论,他们一方面以中国翻译实践为理论建构逻辑起点,将西方各学派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实践相融合,创生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如变译理论、生态翻译学等;另一方面积极挖掘、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译论,用传统译论解读中国翻译实践,用翻译实践丰富中国传统译论。在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研究方面,也推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成果。

(五)学科教学变革:从传统单一到多元丰富

教学实践是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连接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译教学处于外语教学的框架之下,课程教学沿袭外语学科注重语言内因素的传统思路,教学资源和教材匮乏,教学语种和领域有限,教学方法也较为单一传统,仅是周而复始地让学生做翻译练习,教师课内讲评,翻译理论教学严重缺失(庄智象,1992)。改革开放后,翻译教学逐渐脱离外语学科教学框架,表现在:翻译专业教学层次系统多元;专业教学课程模块丰富,涵盖了双语转换、翻译技巧、译者能力、专业知识、研究方法和理论等;翻译教学资源和教材极大丰富,各语种教材、辅助练习和研究专著出版累计超过5000部(仲伟合,2019:69);翻译教学技术工具日益多样,语言实验室、翻译软件、慕课、在线教学平台、VR等走进了翻译课堂;翻译教学方法发生重大革新,关注学生参与和互动的研讨式、情景式、现场体验式教学兴起;翻译教学中小语种及医学、法律等应用型翻译教学比重增加。

(六)学科研究变革:从感性言说到科学建构

学科研究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过程中解决纷繁复杂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翻译学科建设萌芽的语言学习期和探索期,翻译研究进展缓慢,为数不多的翻译研究偏重以感性言说的方式阐述主观感悟(蓝红军,2018:10),缺乏理论探讨和抽象总结。9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翻译市场需求、学科对象领域扩展,翻译跨学科跨境交流增加,翻译研究的对象和思路得以开拓,方法论和工具意识逐渐强烈。研究者们开始以中西比较、古今参照、学科互鉴(蓝红军,2018:10)的方式,通过眼动、脑电、量表、语料库、史料搜集、调查、访谈等途径对翻译实践、教学和学科建构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纵深的科学探索和系统建构。

(七)学科交流变革:从闭塞分散到开放联合

新中国初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刚刚萌芽的翻译学科交流活动被迫停止,翻译学科建设处于相对闭塞和分散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后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交流在量与质上都呈现出了新面貌,以中国翻译协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翻译组织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各种翻译学术会议、高层论坛以及翻译竞赛活动频繁举办。同时,翻译学科开始加强同临近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以跨学科论坛、研讨、讲座等形式邀请相关学科专家传经授道。此外,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还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拓展跨境交流,与国际组织、国外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实质性合作,提升我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

三、当代中国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新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2016),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代赋予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的提升人才培养和研究质量、构建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对接语言服务行业发展需求、传承推动中国优秀文化海外传播、推动国际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使命,笔者认为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发展应坚持以下路径:
(一)在顶层设计层面,要结合语言服务行业发展的业务类型、服务领域、技术运用和特殊群体语言服务需求,进一步拓宽学科的外延,深化学科内涵,构建覆盖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全链条的学科体系;要着力研制更多国家标准和规范,优化教学管理、教师评价机制,提升学科发展规范性;要加强对MTI等翻译教学院校的评估和负责人培训,推动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健康发展(谢天振,2017:14);要坚持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对外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提高学科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影响力。
(二)在人才培养层面,要结合自身院校优势和区域发展需要,积极凝练特色,如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医学、法律等领域翻译教学,避免大范围同质化竞争;要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综合运用慕课、翻译工作坊、行业实习等多种方式提高翻译人才培养质量;要着眼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大局,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积极推进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的设置及申报,培养能够提供一揽子语言服务及承担译审、定稿等的专业人才;要继续加强师资培养,提高翻译专业教师的翻译能力、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
(三)在学术研究层面,要进一步壮大研究队伍,构建学科背景多样、梯队衔接的翻译研究人才体系;要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挖掘已有学术研究深度;要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拓宽翻译研究视野和选题范围;要立足中国,通融整合,着力构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理论体系;要聚焦现实,关注需求,提升翻译研究的价值和功用;要放眼世界,超越科学,加大科研成果跨域跨境输出力度,提升翻译研究的学科间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仲伟合,2019:72)。
(四)在信息技术层面,要关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发展最新动向,利用先进技术工具和信息化资源提高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要定期举办翻译类技术工具介绍讲座和使用经验分享座谈,激发广大教师、学生和研究者的技术工具使用意识与热情;同时,还要与相关学科和技术人员合作,围绕翻译教学、研究和市场实际需求,研发出更多能够真正推动翻译学科建设的技术工具、平台与资源库。
(五)在交流合作层面,要更加充分地发挥翻译行业协会、组织和教学指导部门的引领作用,推动学科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要积极举办各类翻译学科建设论坛和竞赛活动,搭建翻译专业师生交流平台;要持续推进不同区域和特色院校的深度合作,促进优质教研资源共享;要继续坚持翻译专业政产学研协同对接,进一步提升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服务语言服务产业、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的水平。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勇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2016)。回首70年,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所取得的成就和独立地位并非一蹴而就,正是凝结了众多先辈学者的不懈探索和艰苦奋斗,展现了一条自立、自觉、自强、自信的发展主轴。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建设接班人能够在新时代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的宏图阔景中继承前辈精神,牢记学科与专业使命,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和服务国家战略中进一步完善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凸显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中国翻译》2020年第1期,侵删。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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