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轶事】 档案不翼而飞

靳应禄07

【机关轶事】                        档案不翼而飞   
                                                          文/靳应禄            
       一天上午，厂史办李惠义主任惊讶地问我“老靳，你们组织部的档案丢了。咋回事？”——李如是发问是因为我被借在厂史办。我听罢亦大吃一惊，说“不知道。你听谁说的？”李说他在25号楼大门外的墙上看见一张布告上写的。我说我正好要去报账，顺便看看。
       在财务处，报账人员很多，我用票据排队后就不声不响地挨边坐了。  
      由于是办公场所，为了不影响会计算帐，大家都自觉地不大声喧哗。没想到，坐在最里头的会计杜淑萍——其以主持正义、坚持原则著称，说其是我们这个大型军工企业财务处的中流砥柱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相当熟，不惟是因为我是组织部干部，早先我在销售处时就很熟，我经常出差，可是我从来没有欠过公家一分钱的账，老会计们对我印象挺好，加之我以前当过会计，他们曾向领导推荐过调我到财务处工作……杜的职责是审核，相对闲一点，因为熟，聊起来也就随意，其隔空喊我：“靳应禄，你们组织部怎么回事？档案在保险柜里放着，层层加锁，又有门卫，竟然能丢？”我说“我也是刚听说，还没有顾上回去问，听说有小字报，我来时已不见了，也不知道什么内容。”与杜对面办公的齐会计接话说他看到内容了，就几句话，说组织部丢了档案。当时在现场和我一块等候报账的17分厂汪冬梅厂长（后提拔为总厂副厂长）说不可思议，档案怎么能丢了？我开玩笑说“汪厂长，你们中干可要关心关心嗷！没有档案，绝对会影响提拔的。”汪厂长笑着说轮不到她，她也没有那个想法。没想到还真让我说中了。此是后话。   
       档案丢了，这可不是个小事，我当然要问——家里出了事，岂有不问之理？
       下午一上班，我正打算回组织部去问情况，却巧，组织部蔡勤良副部长打来电话叫我回去开会，我迫不及待地询问“听说咱组织部把档案丢了，有没有这事？”蔡回曰“没听说”。当时我想，也许没有这回事，也许蔡真的还不知道。没必要多问，因为我马上就回去。
        开罢会，大家尚未离座，我以同样的内容向负责中干档案管理的干事钱作友询问。同室办公的同事嘛！这样更直接。没想到钱作友不置可否——我十分诧异，以沉稳著称且一贯兢兢业业、待人和气、从不拖泥带水的钱作友竟然像换了个人似的，表情足足凝固了两分钟没有回答，眼睛却扫向许副部长。许副部长拖长声音，很斯文地说：“嗯——这样吧，党委领导有指示，这件事，大家就不要问了，也不要传。”其显然有思想准备，顿了一会儿又问“这件事，大家还听到什么?”谁也不傻，封口令已下，即使听到了，还敢说吗？惟有我，因为我被派出，家里发生的事儿不知情，所以要问，假如我一直在单位，目睹了，经历了，自然就没有问的必要——这是常理，但很重要，因为有人认为我对这件事格外感兴趣，是幸灾乐祸，说明有问题，要求把我关起来审查，其依据就是“你靳应禄问，别人为什么不问？”幸亏被一位领导制止了。可怕吧！冤案差一点形成。这是后话。             在其他同事表明没有听到什么话后，我说“我提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因为已经有答案了 。”
        会后，蔡副部长给我解释说打电话时许就在旁边，都听见了，朝他摇手，他只好说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别人装睡我独醒？让人费解。
       这不由又让我想起了大约一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被抽调搞人口普查。有一天，打电话叫我回组织部，说找一份资料，可能在我的柜子里。我回去了，把我使用的两个柜子全找了。第二天，内勤王彩萍又打电话叫我回去，给我一把钥匙，我问什么意思，说把我的柜子撬了，给我另换把锁子，我问为什么？彩萍说“许副部长说不知这个柜子是谁的，所以……”我说“昨天开这个柜子他是看见了的。此其一。其二，他原来坐这个桌子，柜子就在他的椅子后边，我开柜子他还让路呢！说不知道不成立。其三，派我搞人口普查，并没有离开厂区，有什么理由撬我的锁？”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档案可能就丢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撬锁的事，我觉得太不像话，当即就向公安处丁邦英处长报了案。报了案却没有动静，因为彼此熟悉，说起来嘻嘻哈哈的，我也没有认真追案。好久以后，丁处长给我说我反映的毕竟是组织部的领导，而且事情发生在办公室，于是就把问题端到了党委。我只知道有人袒护，所以才没人过问，却压根儿不知道另有阴谋，刀子一直在我头上悬着呢——这种“内控”，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好多年啊！
     直到有一天，我在警卫队大院邂逅公安处的袁忠友科长，寒暄毕，我问他现在分工干啥？他说内保，我自然而然谈到我柜子被撬和档案丢失之事，他甚感兴趣，我谈兴自然很浓，末了，我说到这些事应该查但就是没人查，你们公安处就这态度时，没想到老袁扑哧一笑说：“那你说我现在是在干什么？”我恍然大悟。我刚才把经过都说了——老袁其所以把话挑明是想让我写成书面材料。老袁这个人，我了解，是办案高手，我打心眼里敬佩，他刚才和我随便聊而不作笔录然后让我书写，起码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真实的信息。当然，我敢说，为什么不敢写？就答应了。   
     几周后，老袁又告诉我说我写的材料没问题（指的是我没说假话）但没有用。我的理解是“组织上”从我的材料中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我也相信“组织上”会对我所谈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人进行核实的，譬如，后来，李惠义主任说过我“老靳，听到你们组织部档案丢失的消息，你如果无动于衷或喜形于色，我真可能怀疑你与档案丢失有关……”当过多年党委办公室主任、文思又特别敏锐的李惠义可不是个一般人，其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在我们这个万人大厂绝对是一流，差一点被提拔为总厂党委书记呢！他的话绝非空穴来风 。                
      哈哈！很是耐人寻味。我问了，有人说我幸灾乐祸，差一点把我关起来；我若不问，则会怀疑我，极有可能把我关起来。真是不怕被偷，就怕被惦记——我一直被惦记了好多年，现在可能还在被惦记着 。
      档案丢失这件事，在机关传疯了，但在我们组织部，却很平静，起码表面如此，档案丢失成了忌讳用语，大家心照不宣：不说，不问，不议论。多年后来自可靠的消息说当初确实是有想把我笼起来的风的，但下不了决心，关键是没证据，怕收不了场，说“靳应禄搞落实政策，在处分决定里找问题，是兵工局信访先进，懂法律的，没有证据你关靳应禄不是没事找事……”——啊哦！原来我幸免还有“老虎不吃人/威名在外”这个因素，倒是我自己把自己小瞧了。有人调侃说我得了便宜（指没有关我）别卖乖。既说对不起我，又说我应当对某人感谢。想一想，不无道理，既矛盾，又统一，符合辩证法。是的，做人要讲良心，没有蒙冤还不该说声谢谢？我在这儿就一并感谢吧！不过，谢归谢，可别误会了，因为案还没有破呢！我的看法是：该案极有可能是贼喊捉贼，作案的人可不简单，既有作案的方便条件，又有蒙混过关的本领，还有嫁祸于人并有企图制造冤案的权力。
       我不热衷算命但很信服算命（关于这个话题，我另写有《漫谈神秘文化》一文）盖因算的很准；我不用吉人天相自诩却乐谈苍天有眼——不是吗？多行不义之人，必然自毙，当其混到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时，除了哀鸣，岂有他哉！
        此档案丢失案，其实，线索是有的，譬如说：何时丢的？ 丢了谁的？所丢档案存在什么问题？譬如想改年龄、工作时间、履历等（确实有人改，惠安不是有个老58嘛）？ 是不是想偷偷改掉又放回去呢——因为保管的很严密，又没有被盗的痕迹，可以这么推测:有条件“拿走”档案的人，因做假尚未完成还来不及放回去却被发现了或做坏了不敢放回去索性把水搅浑说是被盗了等。这么分析，保管钥匙的钱作友同志作案的嫌疑可以排除。我这么讲是逻辑推理，不是感情用事，因为钱作友如果要做假，可以很从容地做嘛！何必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   
       此案至今没有侦破，我认为，不是破不了，而是某些人不愿破。
   
   
       后记：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前不久，一位我曾经的领导在病榻上以探询的口气和我谈此事，我除了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黯然忧伤外，一种莫明的惆怅也油然而生，同时也让我恍然大悟，是的，我虽然侥幸没成为替罪羊，但一直被某些人侧目，没有人替我鸣不平，那好，我自己说——起码得对得起自己嘛！ 我被某些人惦记了若干年，来而无往非礼也，得有所回应才对呀！此其一。  其二，档案丢失是一个案件，前些年有人不愿破，现在没有人想破，但不等于以后就不破，也不等于以后就破不了，说不准有一天会撞出个结果来也末可知，届时，我的这篇文章岂不可以借鉴！立此存照吧。   




    （作者简介：靳应禄，兵器部惠安史志编辑，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被聘为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员、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民俗文化研究员、香港中民影业文学顾问。系法律工作者。 微信13991180571）

未来面前

曲折离奇，耐人寻味。

七角八八九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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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线索：
        有一天，我的老领导原组织部曹允信部长对我说他的同学岳XX病逝了，他赶到太平间去送别，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经办单位不知岳XX退休前是那个单位的？更不知退休前任何职务？是什么级别？无法决定由那个单位主办？哪一级领导来致悼词等等。曹部长述说时是带着情绪的，说他当时很不高兴，什么责任心？听他说了岳是劳资处长后丧事才按部就班……个人生平档案里全有的——莫非岳XX的档案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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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有同人谈起这件事，不是不关心，而是管不上。